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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正定开元寺南广场遗址考古发掘专家论证会

2019-09-01 16:18栏目: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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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9日,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与正定县人民政府组织专家对正定开元寺南广场遗址2017年度考古发掘工作及2018年度考古工作方案进行论证。来自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了论证会。

  发掘单位: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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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与正定县人民政府组织专家对正定开元寺南广场遗址2017年度考古发掘工作及2018年度考古工作方案进行论证。图为专家在观摩遗址现场。 记者龚正龙摄

  河北正定开元寺始建于东魏,唐开元年间更名为开元寺,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元寺南广场遗址位于开元寺的南侧和西侧,面积约12000平方米。2015年8月至2016年4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开元寺南广场遗址开展考古勘察工作,勘察期间发现了夯土城墙、沟渠、房址等重要遗迹现象。2016年11月至2017年4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035平方米。发掘工作主要围绕历代开元寺建筑布局、晚唐五代时期夯土城墙、唐五代宋金至明清时期居民生活遗存三个重点进行,获得了一批重要的考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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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与正定县人民政府组织专家对正定开元寺南广场遗址2017年度考古发掘工作及2018年度考古工作方案进行论证。图为专家论证会现场。 记者龚正龙摄

  发现七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层叠压

  正定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开元寺为正定八大寺之一,始建于东魏兴和二年(公元540年)。开元寺南广场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丰硕,首次发现晚唐、五代、北宋、金、元、明、清等7个历史时期的连续文化层叠压,生动展现了正定古城城池逐渐扩建演变的过程,填补了正定城市考古的空白,为中国城市考古提供了可借鉴的考古学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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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本次考古发掘,发现了唐、五代、北宋、金、元、明、清等 7 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层叠压。第①层:现代建筑垃圾层; 第②层:现代堆积层;第③层:明清文化层;第④层:元明文化层,F5 被本层叠压;第⑤层:金元文化层,F2、L2、Q2被本层叠压;第⑥层:金代文化层, F11被本层叠压;第⑦层:宋金文化层,H50、F1被本层叠压;第⑧层:宋代文化层, F7、J1被本层叠压;第⑨层:五代文化层,Q1被本层叠压;第⑩层:唐中晚期文化层,G2、J2、J3、H21被本层叠压。

正定开元寺南广场遗址部分遗迹。记者龚正龙摄

 

  目前,该遗址共发现遗迹185处,出土可复原器物5726件,主要有建筑构件、宗教遗物、手工业遗物等,类型十分丰富,是研究晚唐至明清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材料。其中,2017年度发掘面积为844平方米,该年度对唐代池沼遗存进行了发掘,明确了池沼东部和南部的边界,细化了对开元寺布局的认识。同时,对遗址北部唐五代夯土城台周边的民居建筑系统进行了发掘,发现了灰坑、水井、房址等遗迹。这些发掘成果表明,宋金时期开元寺南侧区域已形成人口密集的居民区。

  明确开元寺南广场遗址的三个遗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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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定开元寺南广场遗址部分遗迹。 记者龚正龙摄

  此次考古发掘发现了丰富的文化遗存,共发现各类遗迹94处,主要分属于以下三个系统:

  “正定开元寺南广场遗址考古发掘工作严格规范,完全符合操作规程,成果显著,是一项高水平的城市考古发掘工作。”相关专家认为,正定开元寺南广场遗址考古发掘出来的遗迹和遗物对于揭示唐以后正定古城的历史具有重大意义。专家们建议,今后要在及时整理发掘资料的基础上,把正定古城考古作为一个重点项目,制定中长期的考古工作方案。同时,根据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所取得的成果,编制遗址整体保护和展示的规划方案,科学合理地开展文物保护和展示工作。此外,还建议将正定开元寺南广场遗址作为一个独立单元,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开元寺寺庙建筑系统以开元寺寺庙建筑为主体的各历史时期的建筑布局主要位于开元寺现址南侧、开元寺南广场遗址东北部,目前发现有唐中期和金元时期的遗存。

 

  发现唐中期沟渠一条,编号为G2,被⑩层叠压,沟渠宽13米、深 1.5~2.15 米,东端延伸至发掘区外,西端尽头发现与之相通的池沼遗迹(该处池沼遗迹与现在开元寺寺内池塘位置相同,但范围更大),沟渠与池沼相连,疑似开元寺寺内引水渠。池沼、沟渠的发现为揭示唐代的开元寺布局提供了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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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寺南广场遗址遗存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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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寺南门(F2)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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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址(F7)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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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址(F5)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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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五代时期城墙城台

 

  发现金元时期建筑基址一座(F2),墙基遗存一处(Q2)、道路一条(L2),均被⑤层叠压。F2仅存门前慢道部分,初步推断为金元时期开元寺南门。通过对 F2 慢道附近的进一步清理,在慢道东侧发现了墙基遗存(Q2),宽 1米,清理部分长 6 米,一直向东延伸,应为开元寺的院墙。在 F2 慢道前、墙基遗存南侧还发现了一条东西向的金元时期道路(L2),宽 10 米,应为开元寺门前大道。开元寺南门、院墙及门前大道的发现基本明确了金元时期开元寺的南界。F2在元末被破坏后,开元寺南墙及南门消失。明清时期开元寺建筑布局的南界与现在基本相同。

 

  晚唐五代城墙防御系统 以夯土墙遗迹为主体的晚唐、五代时期的城墙防御体系建筑布局主要位于发掘区中南部。夯土墙(Q1)建筑年代分为两期,一期为夯土墙,被⑨层叠压,打破⑩层。二期为夯土城台外侧包砖墙并对夯土墙进行局部修补,包砖墙被⑧层叠压,打破⑨层。

 

  夯土墙体在发掘区内东西向长130米,平面呈“T”形。墙体剖面呈梯形,北壁陡直、南壁倾斜。夯土墙东部墙体向南、北两侧凸出形成城台。夯土墙底部南侧有基槽,系夯筑城墙时对南高北低的原地表找平而形成。基槽北部向上夯筑形成夯土墙体,基槽南部上端找平形成夯土平台,平台面为墙内的一条东西向马道。夯土墙体与夯土平台剖面呈“L”形。在夯土墙城台的夯土主体外表有包砖,破坏较严重,包砖应属后期对城台进行加固或改作其他用途,打破第⑨层。

 

  根据夯土墙的建筑结构及形式判断,夯土墙为城墙北墙,墙北为城外,墙南为城内。根据夯土墙与地层、遗迹之间的叠压、打破关系,初步推断夯土墙的建筑年代为晚唐时期,包砖墙晚于夯土墙,建筑年代为五代时期。城墙防御系统在北宋时期已经开始遭到破坏,主要表现为出现了在城墙上取砖、取土用于建造民居的现象,到了元明时期,城墙基本上已经湮没于地表之下。

 

  结合现有发掘、勘探结果并参考相关文献,初步推测该夯土墙体为晚唐时期真定城的子城城墙。

 

  唐五代宋金至明清时期民居建筑和街道系统 唐五代宋金至明清时期居民生活遗存主要分布于遗址南部,以房址、水井、灰坑和窖藏为主。目前发现的房址均属宋金元明时期,多位于发掘区南部、夯土城墙南侧,房屋性质包括民居、商铺、民间庙宇等。 F1内部出土了一组由陶臼、陶壶、瓷盒、脉枕组成的医疗用具,推断 F1 应为宋金时期的行医房(药肆)。F6、F8、F9 均为元明时期的民居基址。此外还发现宋金元时期的民间庙宇3处(F7、F11、F5),皆位于发掘区东南部,夯土墙南侧,三者具有叠压关系。F7 被⑧层叠压,为地面式建筑,破坏较为严重,仅残存墙基与室内踩踏面,推断 F7 应为北宋时期庙宇。F11被⑥层叠压并叠压 F7,坐北向南,发现4处佛龛遗存,部分佛龛龛壁有彩绘,龛内出土有白灰塑像残块,应为一处宋金时期的寺庙遗址。F5 被④层叠压并叠压F11,墙体为“夹皮墙”,包砖墙皮夹层内填满碎砖块及含有白灰块的落房土。房址倒塌堆积有火焚迹象,共出土百余件遗物,其中包括熏炉、香炉、宗教塑像等宗教用品,推断应为一处元明时期的庙宇遗址。三座庙宇遗址中 F7 与开元寺有夯土城墙相隔,F11、F5 虽建于城墙废弃之后,但均位于金元时期开元寺南墙之外,因此三座庙宇遗址与开元寺均无直接关系。联系三座庙宇相互叠压的现象,推断 F7、F11、F5 可能为经过历代重修的并且有沿袭关系的民间庙宇。F7、F11南侧有长期使用的东西向道路一条,应为当时的街道。

 

  开元寺南广场遗址发现的水井均为砖砌水井,年代跨越唐代到宋金。水井可分为几类:砌筑规整,用砖考究,口径较大且较深的官井;深度较浅,砌筑方式不考究的水井,该类井靠近池塘,主要起过滤、净化水的作用;深度较深但用砖中包含残砖、砌筑方法不考究的一般水井。

 

  灰坑在发现的遗迹中所占比例最大,年代跨越唐代到明清。按其功用主要分可为三类:形状规整的窖穴、形状不规则的取土坑或垃圾坑、窖藏坑。

 

  出土大量重要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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