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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志清反省国内战役时外交失误:太信义是傻中

2019-09-04 01:12栏目:美狮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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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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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检阅1945年11月日记,认为苏、美均是一丘之貉,如果仅据文字、语言及表面现象,即将某国视为诚意可信的友邦,将是“傻中之傻”。

1940年4月1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五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在致开幕词时,蒋介石对来自社会各界、各个党派的与会人员说道:“我可以说今天我们抗战军事力量,比前半年更见充实,一切技术与组织更有进步,敌阀已经上了绝路,已经预备进入坟墓……”

1949年3月底,蒋介石在《上月反省录》中表示,要彻底检讨失败原因,拟成条目,以便反省与改革。条目自甲至寅,共13条之多(以下简称《反省十三条》),但写得很简略,多数条文只有一句话,1951、1952、1953这几年,蒋介石逐月审读1944年至1948年的日记,不时写下心得。1951年10月,他审阅1947年6~7月的日记后,决定将这一段失败期间的日记秘密印刷,分赠部属,共同研讨过去的得失。同年12月25日,他要蒋经国研读自己1945年的日记,认为其经历教训,比读任何历史都有益。1952年,蒋介石再次决定将1944年的日记先行付印,供干部研究。

通篇的致辞,蒋介石的神态都保持着始终如一的坚毅,然而,谁都明白,真实的现实远非那么乐观。

研究蒋介石的《反省十三条》,综合考察蒋迁台前后的其他日记与文章,这一时期,蒋介石的反省大致可分为几个方面:

战场上的接连失败,不仅令国土大片沦陷,也消解着整个军队的斗志;经济上,大后方的物资缺乏以及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加剧,更使得艰难的抗战局面雪上加霜。

反省之一,是外交失败。蒋介石认为这是“最大之近因”。在蒋看来,世界上只有强权,毫无信义。苏联外交反复无常,毒辣残忍;美国有头无尾,轻诺寡信;英国阴险狡诈,唯利是图。自己不加区别,均以“信义”对之,焉能不败。(《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9年8月17日)1946年3月,苏联乘马歇尔返美述职之际,向国民政府提出,愿出面调解国共纠纷,在东北与中国经济合作。当时,蒋介石坚拒不理。迁台后,蒋介石检阅当年外交记录,认为此举殊为失策。当时应不顾美国,以自主精神与苏联谈判,解决问题。这样做,可使美国有所顾忌,而不敢轻易怠慢中国。他将此视为不能不反省的“最大之教训”。1951年,蒋介石检阅1945年11月日记,认为苏、美均是一丘之貉,如果仅据文字、语言及表面现象,即将某国视为诚意可信的友邦,将是“傻中之傻”。1952年11月,他阅读1944年7月以后的日记,认为外交只有强权,弱肉只有等待被吃。

那时,汪精卫叛逃重庆,本身就是一种悲观情绪下的反应。亲日派看来,蒋介石的抵抗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数的牺牲,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搞臭蒋的名声,以迫使他辞职,为中日媾和开辟道路。蒋介石的压力不仅来自亲日派,国民党的左派也对蒋的政策感到不满,陈友仁就曾说:“如果我们还以为蒋介石能打赢战争,我们就不能使中国和我们自己免遭征服者的蹂躏。”也恰恰在那个时候,通过西方记者的报道,人们也慢慢接触到中共地区的情况,那些报道描写了一群社会道德和个人品德都极为高尚的人物,而与此相对,关于国民党官员腐败、徇私舞弊的消息甚嚣尘上,所有这些都严重挑战着蒋介石及他所领导下的政权的威信。

马歇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制订者和执行人,因此,蒋介石多次在日记中指责马歇尔“误美害华之罪”,称马歇尔为灭亡中国的“祸首”。1949年1月底,他在《本月反省录》中就认为,他的“革命剿匪”任务之所以失败,原因不在中共,不在“俄史”(“史”即斯大林--编者注),而在于“美马”的“冥顽不灵”。他批评自己外交运用无方,过分相信美国,因此应该引咎自责。迁台后,他总结既往教训,觉得只剩下这“弹丸一片亁净土”了,自誓从此再也不能因幻想美援而接受美国人的“愚妄”要求了。

如果说,在国内,蒋介石已经预感到一些四面楚歌的寒意,那么,在国际上,世界几大强国,对日本在中国的侵犯,又几乎同时采取了一种放任的态度。1940年7月,仍未放弃绥靖主义政策的英国封锁滇缅公路,这对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而美国则奉行孤立主义,蒋介石预期的美国贷款也迟迟未能拿到。北方的苏联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了欧洲,为避免两线作战的困扰,也在谋求与日本改善关系。

反省之二,是军事崩溃。1949年10月,蒋介石在革命实践研究院演讲中曾称:“我们今天失败的原因很多,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军事的崩溃。”他列举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缺点共8条,军队的弱点与缺点达16种之多。12月12日,蒋介石演讲中说:“军队里面不仅精神丧失,而且纪律荡然”,“每一次撤退,高级将领总是先部下而退,置部下的生死存亡于不顾”,“在还没有和敌人接触的时候,他心中早就有了一个腹案,就是怎样脱离战场,从哪一条路逃到哪一个偏僻安全的地点,苟全性命。”1950年1月,蒋介石演讲又称,军队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建立军队监察制度”,“政工人事不健全”,“政训工作亦完全失败”。

那一年,蒋介石正经历着一生中最焦虑不安的时刻之一。他和他的中国,被逼入了一种孤立无援的绝境。蒋介石清楚地知道,作为一个世界上的弱国,单凭自己的力量又根本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所有的希望,便是寻求外部的支柱。

关于军事战略与指挥,《反省十三条》没有涉及。1951年8月7日,蒋在日记中谈到:1945年11月,蒋介石鉴于苏军阻挠,中国军队接收困难,曾主张东北问题暂时搁置,将开到东北的5个军调到华北,首先解决关内的中共军队,先安关内,再图华北,由近及远。但是,由于马歇尔出面调处,蒋介石相信外援,将大量精锐部队开入东北,以致内地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陷入舍本逐末之误。

在最艰难的时期,蒋介石依然表现出坚忍的不服输的意志。1939年9月,他在日记中写道:“国际情势虽甚险恶,如我择善谨慎运用,余深信必能使我国家从此复兴也。”因而,对于外交的过问,蒋介石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审慎。

而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的外交大权也开始迅速地集中到蒋介石的手中。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议改组国防最高会议为国防最高委员会,以国民党总裁为委员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拥有紧急处分权,“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蒋介石的权力空前强大。1941年底,由于新任外交部长宋子文常驻美国,蒋介石便兼理起外交部长职务,正式成为中国外交的最高决策者。

大权在握的蒋介石,也施行了一些极具个人色彩的外交方式。他往往打破常规、不问手续,并不拘泥于传统的职业外交方式。他曾在日记中批评中国的职业外交官说:“中国外交人才,怯懦无骨气,无责任心,惟私利是图,徐谟之胆小如鼠,尤为可鄙。”他说:“中国从前的外交人员,尤其甲午以来的外交人员,就是抱着这自居卑下,甚至枉屈自全的心理,以为外交无法转变国家的形势,所以自前清以来,一切事业,都无进步,而以外交落后为尤甚。因为外交人员怀了这种错误的心理,所以行动就缺乏勇气,处事就没有刚毅精神,不能发扬国家的威信,达成政府的使命。”在他看来,大多数职业外交官“总还脱不了旧官僚与政客的习气,生活不能紧张,心理不能改革,办事松懈因循,不切实际”,很难适应战时外交的特殊情况。

因而,在蒋介石处理对外关系时,他更乐于使用非正规的外交途径,常常倚重一些“外围人物”。在对美关系上蒋介石可以倚重宋美龄、宋子文和商震,对英有杭立武和王世杰,对苏有孙科和杨杰,对德有李石曾和蒋百里——如此庞大的非职业外交人员群体,使蒋介石在选择外交途径时游刃有余。且围绕在蒋介石身边的外国顾问——如拉铁摩尔,也使他获取外交信息的途径变得更加多元;诸如居里、威尔基等穿梭于重庆、华盛顿之间的外国特使,更使得蒋介石有能力绕过常规外交渠道,从容地施展他的“人身外交”。

以蒋介石“人身外交”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战时“元首外交”,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自有现代外交以来根深蒂固的过分依赖职业外交官的传统。蒋介石所派出的私人代表与外交特使,又多为孔、宋两家人员,他们利用自身巨大的活动能量,反而会取得一些意想不到的外交成果。

战时外交,除了在军事、经济上争取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外,另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在政治上争取独立自主的大国地位。

1940年11月,日本与汪伪政权签订条约,“撤销其在中华民国所有的治外法权,并交换其租界”。日本放弃在华特权,实际上是一种策略,在政治上迎合整个民众一直以来的废约梦想,争取更多民意,以瓦解已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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